然而，文官队列中立刻响起了不同的声音。一位都察院御史出班反驳，语气急切：“英国公暂息雷霆之怒！战端岂可轻启？东南海疆万里，倭寇来去如风，踪迹难寻。我大军劳师远征，耗费巨万，若倭寇避而不战，或伺机骚扰，岂非徒耗国力，疲于奔命？我大明乃天朝上国，礼仪之邦，当先行遣使严词诘责倭国官府，令其管束匪类，交出首恶。同时严守海禁，加固岸防，方为上策，岂可逞一时血气之勇？”

一位户部侍郎也蹙眉出列，面露忧色：“陛下，三思啊！一旦大规模调兵遣将，钱粮耗费犹如流水。近年来北边鞑靼不时扰边，河工开销至今未绝，国库本就不甚充盈。东南剿倭，战船建造修缮、军饷粮草、犒赏抚恤，每一项都是巨资。若能以威吓、羁縻、海禁之法化解，方是持重之道。”

又有一位年迈的礼部官员颤巍巍道：“况我朝水师战力，确如奏报所言，非一日之寒。海上风涛险恶，追剿悍匪，胜败难料。若再有失利，损兵折将，岂非更损天威，徒令倭寇气焰更炽？不如坚守要隘，保境安民，待其懈怠再图良策，方是万全之策。”

“万全？等到倭寇杀到南京城下才叫万全吗？”张懋怒目圆睁，厉声反问。

“英国公岂可危言耸听！岂能因一时之愤，置东南大局于险地？”

“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百姓惨遭屠戮，朝廷颜面扫地而坐视不管？”

朝堂之上，顿时吵作一团。主战派与主守派各执一词，引经据典，争论不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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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将们慷慨激昂，要求立刻雪耻；文官们则多强调困难、风险与巨额成本。弘治帝高坐龙椅，看着下方争执不休、面红耳赤的臣子，眉头越锁越紧，手指无意识地用力捏着龙椅的扶手。

他知道双方都有道理，倭寇如此猖獗绝不能姑息，但该如何应对，方能既显国威、解民倒悬，又不至陷入旷日持久、耗竭国力的泥潭？

“肃静！”御座旁的司礼监太监尖声喝道，殿内逐渐安静下来。百官躬身垂首，屏息凝神。

弘治帝目光扫过班列，先是看向首辅刘健：“刘卿之意如何？”

刘健出班，沉吟片刻，稳重答道：“陛下，倭寇必剿，然如何剿，需计出万全，谋定后动。沿海卫所废弛，乃积年顽疾，非一日可愈。骤然兴大军，若粮饷不继、或将帅不力，战事迁延，反损士气民心。当务之急，乃亟需整饬武备，同时择选敢战之锐师、能战之良将，付予专权，令其相机剿抚，以战促和，以打促稳。”

皇帝微微颔首，又看向新任兵部尚书刘大夏：“刘卿掌枢机，有何具体方略？”

刘大夏神色凝重，出班奏道：“陛下，刘阁老所言切中要害。倭寇虽凶顽，究其根本，仍属流窜匪类，非正规大军。然其悍勇狡诈，兼仗舟楫之利，确难对付。欲破之，非仅凭兵力多寡，更需用新锐之师，试新锐之器，行新锐之法。一味固守岸防，徒耗钱粮，被动挨打；然大规模跨海征剿，目下我水师实力，亦恐力有未逮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武将队列，最终变得坚定起来：“臣有一议，或可兼顾练兵与实战，验证新法，且不过分触动现有格局。”

“讲。”弘治帝身体微微前倾。

“陛下，蔚州卫新军操练已近一载，判官马武（正七品）屡次上报，称其军纪严明，操练刻苦，士气高昂，所习战阵之法亦与旧军迥异。然新军究竟战力如何，未经战阵淬炼，终是纸上谈兵。”刘大夏的声音清晰有力，“倭寇虽众，然多系乌合之众，正可作为新军磨刀石。故臣建议，调蔚州新军南下浙江，责其专司协剿倭寇！既可历练新军，检验新训之法成效，亦可为东南增添一支生力军，提振士气！”

此言一出，满朝再次议论纷纷。调一支在北边练的新军去南方海边打倭寇？让一个七品判官领兵？